试验立法主要为正式立法积累经验、创造条件。

〔2〕袁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167页。（二）行政诉讼诉前调解的实践基础 1.对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借鉴。

加强诉前调解与行政诉讼的对接，完善繁简分流机制。前两种情况一般适用于可以即时履行的案件。与之相应，行政诉讼诉前调解是指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后，经立案审查符合起诉条件的，在法院立案受理之前，法官征得当事人同意情况下，将涉及行政赔偿、补偿以及行政机关行使法律、法规规定的自由裁量权的纠纷移交调解组织或者特邀调解员等进行调解，将行政争议化解在诉前的一种调解制度。实践证明，诉前调解相比于诉讼程序而言更偏重于调和当事人之间的矛盾而不是只评断法律关系的是非曲直，在一定程度上更接近当事人（尤其是行政诉讼原告）提起行政诉讼的根本目的，也从更有效解决问题、消解对立情绪的角度提供了更优处理途径，对缓释官民矛盾，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具有重要价值。行政诉讼诉前调解机制的法律地位尚未明确，有较大的完善发展空间。

笔者认为，至少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予以发展完善。[4]此后的司法实践中，称之为诉前调解的形式多种多样，法院在其中担任的角色也各有不同。事实上，如果对各个部门法的规则进行实证考察，我们就会发现，许多民法规则并不当然与宪法关于国家机构设置及其权力分配存在密切关联，民法的许多规则可能只是一些技术性的规则，直接服务于交易关系。

与此相应，合宪性解释在阐释法律文本中的功能包含两个：一是选择功能， 即在数种法律解释的可能中，选择符合宪法的规则和精神的解释结论。对此，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 一是直接适用说。时至今日，宪法是公法的基本法，民法是私法的基本法的观点已经丧失了其社会基础。同时，从立法技术上看，物权法中有必要写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而且此种做法也有利于维持法律形式的统一，端正宪法和民法典的关系。

这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本特点。正因如此，物权法才具有浓厚的固有法和本土性的色彩。

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相关规则的设计应当立足于宪法文本，遵守宪法的规定。法律体系实质上是内部的法律价值体系，该体系应当保持一致性。二是进行合宪性控制，保障宪法的实施。六、结语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我国民法典的编纂应当以宪法为基础和依据，宪法确立了国家的基本政治经济体系，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在民法典总则中明确写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不仅具有政治宣示的意义，而且有利于具体落实宪法关于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有利于进一步细化和落实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保护的规定，还有利于为合宪性解释方法的运用提供法律依据。

一方面，民法典的基本体系和根本制度应当以宪法为基础，符合宪法的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具体而言： 第一，必须准确界定能够转化为民事权利的基本权利的范围。第三，通过合宪性解释方法，准确解释民法规则。民法不仅要确认各类财产权利，保护财产自由， 还要规定在侵害财产时的民事责任。

这两方面的规定实际上确认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内容。法官进行合宪性解释只是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针对要适用的法律文本进行解释，其解释的对象是法律文本而不是宪法文本，其也不是直接将宪法作为裁判规范运用到案件之中。

五、民法规范的适用中应采纳合宪性解释的方法 在民法典中明确写入根据宪法制定，也可以为合宪性解释方法的运用提供法律依据。第二，实现对民法规范的合宪性控制，使民法典符合宪法的精神。

民法在效力层级上以宪法为依据，具有如下含义。民法典的相关制度、规则设计也应当具体贯彻、落实宪法关于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 并依据宪法构建完善的民事权利体系、具体落实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例如，在齐玉苓案中，本来是一起典型的侵害个人姓名权的案件，而有关司法解释将其界定为侵害公民受教育权的纠纷，从而引发了学界争议，事实上，我国《宪法》关于公民受教育权的规定主要是为了规定国家保障公民受教育权的义务，即规定国家负有为每个公民提供相应的教育设施及其他教育条件的义务。之所以需要运用合宪性解释，是因为根据部门法（如民法）本身难以确定该解释结论，从而需要从更高位阶的宪法出发进行解释，选择最妥当的解释结论。与此同时，国家的经济制度，也是建立在该基本决策之上，并将其予以具体化。此外，此种规定还可以为合宪性解释方法的运用提供法律依据。

例如，我国《宪法》规定了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因此，在民法中如果广泛地承认商业代孕行为，就可能因为与人格尊严条款的冲突，而违背了不抵触原则。我国民法典物权编应当继受《物权法》的立法经验，并进一步完善征收、征用制度。

我国《宪法》第 15 条确认了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必然要求贯彻私法自治、合同自由等民法的基本原则。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即民法总则中有必要写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这一表述，这并不是要避免不必要的争议，也不仅仅是出于政治宣示的需要，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此种规定有利于维护整个法律体系的和谐、保障民法典的制定符合宪法的精神等，具有如下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这一意义上说，通过民法典对个人人格尊严与人身自由进行保护就是宪法精神的一种具体体现。因此，合宪性解释可以起到验证部门法是否符合宪法的功能。

民法总则中有必要写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这一表述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即此种规定有利于维护整个法律体系的和谐、保障民法典的制定符合宪法的精神。当然，出现复数解释结论时，未必都要运用合宪性解释方法。如果非法侵害了私权，也意味着滥用了公权。所以德国《基本法》第 100 条第 1 项规定：法院认为裁判案件所依据的法律违反宪法时，应中止审理程序，如该法律违反州宪法，则应征求有关主管宪法争议的州法院作出的裁判意见，如该法律违反本基本法，则应征求联邦宪法法院作出的裁判意见。

合同法要维护诚实信用、严守合同的原则，鼓励守信，阻止背信，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和费用，提高交易效率。我国《宪法》所确认的基本经济制度对我国民法典的编纂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民法典制度和规则设计应当以宪法所确认的基本经济制度为基础，不能超越基本经济制度的框架，更不能违背该制度。

同时，宪法的具体规则也应当是民法典规则设计的基础和依据，尤其是宪法中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应当成为民法典规范民事权利的上位法依据，而且民法典应当积极落实宪法的相关规则。因此，民法典不能完全照搬西方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有关市场经济的法律规则。

具体来说，合宪性解释只是在已经初步得出的复数解释中进行选择或排除。这一方面需要通过民法典物权编继续规定平等保护原则，从而能有效保护国家、集体和私人所有权，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又能有效地保护私人财产。

而民法典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只有通过民法的具体规范才能具体落实宪法所规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从而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和发展。但即便如此，西方国家的宪法也都确立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而这本身就是一种对经济制度的规范，民法等部门也应当予以贯彻。这些基本权利直接关系到公民的私人利益，且属于民法确认和保护的主要对象，应当由民法将宪法的规定具体化。但此种方式在我国是难以实施的，因为我国并不存在宪法诉讼和违宪审查制度，法院不能直接适用宪法裁判案件，更不能直接依据宪法规定宣布法律、行政法规或其他法规和规章因违宪而无效。

一般认为，宪法主要具有如下两种功能：一是授予国家机关以相应的权力并规范其行使，二是保护公民的自由，防止公权力侵害公民的基本权利。我国《宪法》第 62 条规定了全国人大的立法权限，该条第 3 项明确规定，全国人大有权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

这就有必要运用宪法来解释，才需要运用宪法进行解释。该草案第 1 条规定：为了保护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三，对于宪法所规定的一些保护权利的宣示性规定也可以具体化为民事权利。这就是宪法学者所说的法源法定。